1919 年北洋政府筹办航空事宜曾拟航空条例草案，1921 年成立航空署后，先后公布《京沪航空线京济运输暂行规则》、《京济间载客暂行章程》、《飞机乘客应守规则》、《招商代收及接送客货暂行办法》。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加入 1919年巴黎《空中航行管理公约》。

在民国时期，1935 年 1 月 19 日颁布了《外国民用飞机进入国境暂行办法》，1941 年 1 月 18 日颁布了《空中交通规则》和《航空无线电台设施规则》。1941年 5 月 30 日颁布了《民用航空法》，但以国防政策和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为由即被废止。1947 年 1 月 20 日成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，陆续颁布了《民用航空驾驶员检定给照暂行规则》、《民用航空人员体格标准暂行规则》、《空中交通暂行规则》、《民用航空器登记暂行规则》、《民用航空器标志暂行规则》、《空中交通管制员检定给照暂行规则》、《航空器灯光及目视信号规则》、《民用航空器适航证书请领规则》。在国际航空法方面，当时的中国政府于 1929 年派代表参加并签署了1929 年《华沙公约》，但未予以批准；1944 年派代表参加了国际民用航空会议，签署了 1944 年芝加哥《国际民用航空公约》，并予 1946 年 2 月 20 日送交了批准书。此外，当时的中国政府还签署了 1948 年日内瓦《关于国际承认航空器权利的公约》，但未批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 年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》，民用航空局公布《中国民用航空器飞行管理规则》；1951 年 4 月 24 日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《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》；1951 年 5 月 24 日，政务院公布《进出口飞机、机员、旅客、行李检查暂行通则》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早期颁行的航空法规。此后，民航局根据航行、维修、商务等业务工作的需要，制定了有关的条例、规定、规则、细则、条令、办法、规程、手册等规范性文件，加强了中国民航的规章制度建设，为中国民航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中国民航并未走上法制道路。

1978 年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之后，中国的法制建设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，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:“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抓法制，没有法制不行”。1979 年 4 月 4 日，决定制定中国航空法。1995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。《民用航空法》是我国境内组织实施飞行和规范一切飞行活动的基本法律，是各航空部门制订有关条令、条例及规章制度的依据。它在规范飞行活动、维护飞行秩序、保证飞行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后来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民用航空法规、规章，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航空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，在航空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，为全面实行依法治航、保障航空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制度保障。国际方面，我国先后签署、批准了二十多个国际公约和议定书，再加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，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民用航空法律体系。在我国的民用航空法律体系中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是我国民用航空的基本法，此外还包括民法等国内涉及民航条款的其他法律，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颁发的关于民航管理的行政法规、规章，以及我国缔结和参加的有关航空公约、双边协定等。

进入 21 世纪，我国的航空运输业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。民航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市场——全球市场。高科技应用于航空运输、航空联盟与兼并、天空开放、代码共享等，使得天空异彩纷呈。航空科学技术、航空企业以及为航空服务的有关经济部门等，成为国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门类，这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，以保障并促进航空事业的顺利发展。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，中国民航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，民用航空运输业有了飞速发展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，中国航空法的变革已是刻不容缓。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，加强对航空法的研究和探索，完善航空立法与执法，促进我国航空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。